为什么说53年前的性别大战是一个好故事

这个月底，当前女子网球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和许久不打比赛的澳大利亚名将克耶高斯，将在迪拜进行一场表演赛。

休赛期的网球运动员们会参加各式各样的表演赛，但“性别大战”还是更加有噱头的那一个。

尤其是这两位你都不陌生的情况下，球后虎妞vs澳洲坏小子，当你刷到新闻，一键转发或者评论几句的时候，传播效果就到位了。

为什么“性别大战”在网球界话题感这么强？

因为53年前那场比利·简·金vs鲍比·里格斯的对决，实在是太过经典了。它远不止于一场“男女对决”，还是一次时代诉求的体现、一场个人意志的抗争、一幕商业智慧的演绎，也是一段历史进程的转折。

莎士比亚说过：“世界是座舞台，男男女女不过演员。返场有时，上场有时。

今天我们就来唠一唠那场主角上场、精彩纷呈的“性别大战”。

“非打不可”的社会背景

自1968年网球运动职业化后，男女运动员在大型赛事中的收入差距便日益悬殊——在公开赛时代早期，男子选手的奖金能达到女子的12倍。

幸运的是，美国女子网球界有一位划时代的先锋——比利·简·金。作为当时网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她不甘被男性主导的体育体系定义价值。

比利·简·金说服了另外八位志同道合的女网球选手，共同创立了一个独立的职业巡回赛。这九位女性也被载入史册，称为 “original 9”。

她们以极具象征意义的1美元签下合同，用坚定的姿态对抗美国网球联合会的施压，在男性主导的赛场中，硬生生为女性运动员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1973年，WTA（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就此诞生。

彼时的美国，正处于性别平权运动的高峰，1973年也是联邦最高法院通过 “罗诉韦德案”，以宪法名义保护妇女堕胎权的那一年，就在前一年，教育法已明确禁止接受联邦经费的教育机构存在任何性别歧视行为。

从法制保障到社会影响，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如浪潮般推动着女性意识的觉醒，激励着越来越多人去追寻平等与尊重。

在女子巡回赛的初创岁月，充满了团结与创新的光芒。

因为紧张的经费，女选手们需要同吃同住，结伴去参加比赛；后来她们争取到了女性香烟品牌的赞助，为赛事的存续拉到了支持。

老话说，小小苦楚，等于激励。获得了更多自主权的女性运动员，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诠释赛场——她们邀请设计师泰德・廷林量身打造比赛服装，鲜明的色彩、个性的设计打破了固有的沉闷，为这项运动注入了活力与风情。

然而，任何进步的浪潮，都难免遭遇保守势力的阻挠。

女性在体育领域的崛起，让许多固守传统观念的男性感到不快，网球界也不例外。

电影《性别之战》的开篇，便真实还原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比利·简·金与当时的美国网球协会会长杰克·克雷默谈判时，对方直言不讳地宣称 “大家都是花钱来看男人打球”，视比利·简·金要求男女奖金一致的诉求为儿戏。

当女子网球运动寻求自己的独立经营，就注定要和傲慢与歧视进行漫长的斗争。

蓄谋已久的小丑赌徒

命运的指针选中了比利·简·金，而故事的另一个主角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角色。

鲍比·里格斯绝非等闲之辈：竞技赛场上，他是前世界排名第一、获得过 103个单打冠军；私人生活里，他是个深谙人性的资深赌徒，从他能控制的网球活动到五花八门的博彩项目，为了赚取快钱，他丝毫不在意个人形象。

风生水起的女子职业巡回赛，无疑刺痛了当时许多男性的神经，也让里格斯打起了算盘。

他骨子里的赌性，让他察觉到“性别大战”会是一场挑拨公众情绪、稳赚不赔的商业游戏。

在公开场合，里格斯毫不掩饰对女性的轻蔑，这些言论冒犯、挑衅，听起来就是故意激怒女选手们与他对战。

世界排名前九的女网球选手都收到过他的邀请，澳大利亚网球选手，当时排名世界第一的玛格丽特·考特接受了那场价值5000美元的表演赛。

玛格丽特落入了圈套，正值巅峰的她以0-2负于里格斯拍下，媒体更是用 “母亲节大屠杀” 这样刺眼的标题，放大了这场对决的性别意味，保守派男性的气焰愈发嚣张。

比利·简·金代表女子网球站了出来，她向里格斯发起了挑战。

男运动员VS女运动员、沙文主义白男VS进步女权代表——这是里格斯梦寐以求的营销噱头，是他吸引流量、收割财富的筹码。

但对比利·简·金而言，这是一场退无可退的尊严之战，一场必须赢下的平权对决。

不仅仅是一场网球比赛

有了前一场比赛的流量加持，里格斯更加热衷于扮演“小丑”形象，来博得媒体的关注。

他在发布会上直言：“女性更应该待在厨房和卧室。”他在自家豪宅举办通宵派对，全裸出镜拍摄宣传广告，进行着花式网球游戏，就像稳操胜券一样，不为这场比赛做任何准备。

鲍比·里格斯身着女仆装

在场地中放了4把椅子和对手比赛

另一边的比利·简·金则非常认真地进行着训练，因为她有不得不赢的理由——如果她能击败鲍比·里格斯，那么所有认为自己应该获得同工同酬、平等机会和平等尊重的女性都将分享这份胜利。

而输掉那场比赛的代价会是巨大的，比利·简·金曾经提到：

“我认为如果我输掉那场比赛，女子网球的发展将会倒退50年。这将毁掉女子巡回赛，并打击所有女性的自尊心。”

1973年9月20日，休斯顿太空巨蛋体育馆一共来了30472名观众，这仍然是美国观看网球比赛人数最多的一次。他们来到现场观看29岁的女子网球现役运动员比利·简·金对战55岁的男子网球退役选手鲍比·里格斯。

美国广播公司（ABC）花费75万美元把赛事转播到37个国家和地区，这场比赛的获胜者将获得10万美元的奖金。

在万众瞩目之下，双方从发布会的互放狠话，到赛前入场仪式，都把话题炒作到极致：

里格斯身穿一件亮黄色的“suggar daddy”赞助夹克，在一群年轻女性的簇拥下，乘坐一辆人力车进入了场馆。

金则穿着设计师打造的蓝白色网球裙，像个女王一样坐在王座上，被一群赤膊肌肉男抬入场内。

里格斯给金递上了赞助商提供的巨型棒棒糖，金则送给了里格斯一只嗷嗷叫的小猪仔，指代他的大男子主义。

电影《性别之战》还原1973年的比赛现场

当比赛结果尘埃落定，这些喧闹的噱头成为了历史中微不足道的注脚，只有一点最重要：比利·简·金赢了，她3-0战胜了鲍比・里格斯。

里格斯在战败后在她的耳边说：“是我低估你了。”

女人赢了性别大战。

“这不仅仅是一场网球比赛。我认为这改变了很多看过这场比赛的男人和小女孩的思想。因此，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高兴。”

比赛之外的故事

比利·简·金成为了女性运动的代表人物，成为了鼓舞后世的标杆。

在结束网球职业生涯后，她依然在为女子网球代言，传递女性的力量。

“我真心希望激励年轻一代勇往直前，为平等而奋斗，”金说，“因为每一代人都必须从头开始，每一代人都必须为之奋斗。”

输掉比赛的里格斯则受到了很多质疑，熟悉他赌品的人会觉得认为那场0-3的脆败是他“看到赔率之后毫不犹豫的选择”。

ESPN在2013年写了一篇关于里格斯输比赛的内幕涉及黑手党的相关报道。毕竟，里格斯的放肆的言论和行径，还有不做任何训练准备的行为，都显得十分迷惑。

但里格斯什么都没有说，他一直说是自己小看了对手。

直到里格斯生命的最后一年仍然有记者询问他关于比赛被操纵的问题，他回答道：

“人们说我故意输球，但比利·简·金是光明正大地赢了我。我尽了全力，但我犯了一个经典的错误：高估了自己，低估了比利·简·金。我真的觉得她毫无胜算……尽管我们已经为她参加复赛准备了一百万美元的保证金，但她就是不肯来。”

两人后面成为了好友，在里格斯去世的那年，金向他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那场比赛的结果对所有女性来说都非常重要。

“我们成功了，”鲍比·里格斯回复道。“我们真的改变了现状，不是吗？”

也许正是这种人性的复杂，让电影《性别之战》编剧在人物刻画上有了灵感。创作者没有将人物框在 “非黑即白” 的标签里，而是让角色灵魂带着真实的色彩。

电影《性别之战》的两位主演

史蒂夫·考瑞尔饰演的里格斯自大、贪婪、狂妄，在家境富裕的妻子面前，他的男子气魄没有展示的余地，所以他永远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艾玛·斯通饰演的比利·简·金也并非完人，她的情感世界藏着不能说的秘密，那段背离世俗期待的感情，一旦曝光足以摧毁她的事业与声誉，这种 “离经叛道” 时常让她陷入罪恶感。

在片中，两位主角都在私人生活方面遭遇了困境，在镜头、作秀和历史意义之外，我们看到了普通人的情感世界。

实际上在影片中最大的“反派”是网球协会会长杰克・克雷默代表的旧体制。

金和他一共有多次对峙，前两次是为了女子巡回赛的独立，哪怕克雷默用无法参加温布尔登来威胁她，比利简金只是说：“没有顶尖女子选手的大满贯，没有伟大(grand)可言。”

后一次是拒绝他担任性别大战的解说——她不允许这个骨子里充满歧视的人，用看似中立的绅士身份，定义女性运动员的价值。

克雷默这种人，懂得将偏见藏在聚光灯之外，以一种 “彬彬有礼” 的姿态，维护着既得利益者的特权。

这种歧视，远比里格斯的叫嚣更阴狠、更顽固——它披着 “合理” 的外衣，甚至常常以“保护”的名义出现，却在本质上扼杀着平等的可能，直到今天，这种歧视也从未真正消除。

相比之下，在观众的联想中，会觉得里格斯更像是个玩弄议题的操盘手，事实上，他乍看跳梁小丑的行为，间接帮助了比利·简·金的事业。

这正是这个故事最迷人的地方：它集齐了一个 “好故事” 所需的所有核心要素——尖锐的时代矛盾、立体鲜活的人设、影响深远的社会意义，再加上挥之不去的阴谋论，每一环都精准扣动着大众的神经。

新时代的复刻

萨巴伦卡和克耶高斯的对决，和当年的模板有点类似：一个是现任女子世界第一，一个是久疏战阵的 “坏小子”

萨巴伦卡有着强悍的球风、光彩夺目的冠军气质，有着足够的号召力。克耶高斯则一直有着桀骜不驯、口无遮拦的人设，前阵子面对网友提问是打纳达尔一拳赚5000万，还是赢大满贯，他选择了前者。

更重要的是，二人同属一家经纪公司，更让这场安排显得顺理成章。

举办方指出这场比赛是“关乎尊重、竞争，以及重新构想体育运动中的平等是什么样子。”

反对者认为这是一次完全错误的尝试，如果萨巴伦卡输掉比赛，女子网球肯定会受到非议。

也有人认为本质上还是一场娱乐向的商业表演，只是为了吸引更多年轻观众的眼球罢了。

时移世易，如今的性别大战，已不必再背负当年那般沉重的历史包袱。真正的进步在于女性运动员可以自由选择参与这样的游戏，而不必再把整个群体的命运，押在一次输赢之上。

我们能看到，如今的女性运动员拥有了更多话语权和自我表达的机会，她们不仅是选手，更是榜样、是自身叙事的主人。

正如WTA主打的“RALLY THE WORLD”（团结世界）的口号所说，一起去面向未来，彰显自己的独特。